台家寺遗址位于阜南县朱寨镇三合村润河湾北岸。阜阳如今，市朱寺商远远望去，寨镇泸州合江县尧坝镇新闻网低矮的台家铜文台墩状遗址已不显眼。然而，代淮在3000多年前的河流商代，它却是域青淮河流域最高等级的聚落，是明中商王朝为控制淮河中下游地区、拱卫“江淮金道”而设置的阜阳军事重镇、交通枢纽和大型铜料集散地。市朱寺商台家寺先民创造的寨镇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奠定了该聚落作为商代淮河流域青铜文明中心的台家铜文特殊地位，对研究阜阳先秦史与淮河文明发展历程有重要意义。代淮

　　商代淮河中下游地区最高等级的河流聚落

　　台家寺遗址是由一个大台墩、4个附属小台墩构成的域青遗址群，亦称台家寺聚落。2014年—2016年，武汉大学考古队发掘该遗址，清理出商代台基1处、房址16座、灰坑273个、墓葬7座，揭露出方形环壕、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铸铜作坊等重要遗迹，出土陶器、陶范、卜甲、青铜器等遗物。遗址商文化遗存的泸州合江县尧坝镇新闻网面貌与性质，与中原商文化基本相同，主体年代属商代中晚期，表明聚居于台家寺聚落的商族先民应是从中原商王朝贵族群体中迁徙而来。

　　商革夏命，成汤至太戊九王政权武力征伐四方，在新占领区军事重地、交通要冲、战略资源富集地等设置据点管控，而对开疆“南土”——经略江淮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重视。商代早期，商族势力以湖北盘龙城为中心据点，南下控制长江中游地区。商代中晚期，王室内部纷争不断，对“南土”西部地区控制弱化，地方土著族群乘机崛起，商族势力不得不战略性北撤，转而开辟东南江淮与长江下游地区。阜南台家寺遗址，就是商族势力盘踞淮河中下游地区、江淮地区而兴起的高等级聚落。

　　与台家寺聚落大致同时期兴起的其他淮河沿线商文化遗址，有阜南迎水寺、颍上铜台子、霍邱绣鞋墩、六安众德寺、寿县张飞台、长丰三江坝、固镇南城孜、蚌埠刘李老庄、凤阳古堆桥等。在台家寺发现的环壕聚落、大型宫殿基址、高等级贵族居所、青铜铸器作坊及青铜礼器、精细化装饰纹磨光陶器等遗存，是其他遗址所不具备的。因而，台家寺是商代淮河中下游地区最高等级的聚落。台家寺聚落的规模布局与功能分区，以及贵族、平民墓地的分区设置等，表明其族群内部在掌控技术、资源、财富、权力等方面有了明显的等级分化。

　　“江淮金道”成为商王朝经略的重点

　　商代青铜器的铸造与使用，是王室贵族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但中原地区产铜量有限，无法满足庞大的青铜铸造业需求。长江中下游地区铜矿富集，为获取这里的铜料资源，商王朝劳师远征、扩疆南土，又建立“金道”——南铜北运交通线长途转运铜料至中原王都。商王朝的金道主要有3条：西线“淮汉金道”由江汉平原北上，经过随枣走廊、南阳盆地北抵郑洛；中线由鄂东北上，通过桐柏—大别山山间河流、谷地北上郑洛；东线“江淮金道”由皖南北上，穿行江淮，抵寿县渡淮，经润水、汝水、颍水等北上中原。商代中晚期，“淮汉金道”被废弃，又因中线穿行山区跋涉艰难，东线“江淮金道”遂成为商王朝经略的重点。

　　商代“江淮金道”以水运为主，其路径大体从铜陵渡江北上，经枞阳、庐江，过巢湖、淠河，抵寿县苍陵城渡淮，由颍上入润水西北行，至临泉境内联通古汝水，转颍水北上中原。阜阳“润水金道”是“江淮金道”中的一段，它上起颍上润河口，沿古润水西北行，经台家寺聚落，从临泉境内入古汝水，衔接“江淮金道”江淮段和中原段，又枢辖金道扼其冲要，因此，商族势力于润水河畔设置台家寺重镇。

　　铜料通过“江淮金道”北运，水陆兼程约两千里方抵王都，路途遥远，路况复杂，还要穿过众多夷族控制区，无法靠一支运输队一次性完成运输大批铜料的任务，因此需要沿途设置若干个兼有军事重镇、交通驿站、铜料中转站性质的据点，分时段、分路段、分批次接力转运。台家寺聚落，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商王朝建立的军事重镇、大型铜料集散中心。从选建之初，该聚落就承负了金道枢辖、铜料中转等功能。只是由于其存续时间较短，又历经3000多年岁月涤荡，后世模糊甚至忘却了它往昔曾有的辉煌。近年的考古发掘，撩开商代台家寺神秘的面纱，才使它重见天日。

　　催生发达的青铜铸造业与灿烂的青铜文化

　　商代台家寺聚落的特殊地位，催生了本地发达的青铜铸造业与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并由此形成了淮河流域青铜文明中心。

　　近几十年来，台家寺及其周边地区发现了大批青铜遗存：1944年，在台家寺润河湾出土兽面纹铜方鼎1件、兽面纹铜鬲12件。其中，方鼎高约80厘米、重70千克，通体饰兽面纹。1957年，在台家寺润河湾出土铜尊2件、斝2件、爵2件、觚2件。其中，龙虎尊口径44.9厘米、高50.5厘米、重约26.2千克，敞口，颈饰弦纹，肩饰三圆雕龙首的龙纹，肩至腹部以云雷纹为地饰三组虎食人纹，圈足饰弦纹、饕餮纹。另一件兽面纹尊口径39.3厘米、高47厘米、重约15千克，敞口，肩饰云纹和三兽首，腹饰三组浮雕兽面纹，圈足饰三道凸弦纹。2014年—2016年，在台家寺主台墩发现铸铜作坊和28个填埋青铜铸范、炉壁、炼渣的灰坑，出土陶范1174块，有700块为铜容器陶范，可见其铸铜规模很大。2015年，在台家寺西侧商墓区出土铜爵、戈。

　　这些青铜器群不仅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且器物多大而厚重，纹饰繁缛精细，铸工复杂考究，其中龙虎尊、兽面纹尊、兽面纹牛首尊、兽面纹方鼎4件罕见青铜重器，堪称国之珍宝，代表了商代中晚期青铜铸器的最高工艺水准，表明当时台家寺先民已熟练掌握了复杂、精湛的青铜冶铸工艺技术。台家寺聚落是“江淮金道”上的交通枢辖、大型铜料集散中心，主台墩又发现淮河流域规模最大的铸铜作坊及众多铸铜遗物，因此，专家推定它是商代淮河流域青铜文明中心是恰当的。

　　和台家寺年代大致同期的淮河沿岸其他青铜器群，与台家寺青铜器群比较，在数量、体量、厚重、纹饰、铸造工艺等方面均明显逊色，表明台家寺先民拥有与青铜铸器活动相匹配的大量财富、充裕铜料资源与精湛的工艺技术，是淮河流域青铜文明发展的卓越引领者。台家寺聚落的最高主宰者来自商王室贵族，他们拥有获取、使用青铜资源的特权，为族群青铜冶铸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一优越条件是淮河流域其他聚落所无法具备的。

　　台家寺聚落兴衰的社会动因

　　据考古材料观察，商代台家寺聚落前后存续仅百余年。商代晚期，台家寺先民突然迁离本地，该聚落随之废弃。

　　台家寺聚落的兴废，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与时代动因。商代中晚期，西线“淮汉金道”衰落，商王朝势力重点向东南江淮方向扩张并维系“江淮金道”转输“南金”，“润水金道”及台家寺聚落由此勃兴。后来，随着王都不断北移，商王朝经略“南土”的政策发生转变，开始实施战略性北撤，逐渐放弃江淮地区而退缩至淮水一线。这一变化，表明商王朝赖以转输“南金”的“江淮金道”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畅通无阻，“南铜北运”活动渐趋冷落。而作为金道上承负军事重镇、交通枢辖、铜料集散地功能的台家寺聚落，便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商族势力不得不废弃该聚落而迁往他处。

　　据调查统计，在安徽江淮、沿淮一带曾出土一定数量的商代晚期青铜器，表明当时江淮、沿淮地区仍与中原王朝保持联系，“江淮金道”的铜运活动并未完全终止，只是方式较前有了变化：商代早中期获取“南金”，主要以武力征服、掠夺或夷族纳贡为主；商代晚期，则采取了和平贸易、对等交换、馈赠等方式进行。

　　台家寺商人族群东迁王岗

　　台家寺聚落废弃后，聚居于此的商人族群迁到哪里去了？

　　颍上王岗郑小庄、郑家湾一带曾发现较多商代晚期青铜器，王岗附近白马湖畔也曾出土多批商周青铜器，因此，可知颍上王岗遗址——汉代称“郑城”、《水经注》记作“蜩蟟郭”——应是商代晚期一处规模、等级较高的聚落。金文“蜩”“蟟”分别为“周”“寮”之异体字，“蜩蟟郭”即“周寮郭”，或影射此处早期为“周城”。而“蜩蟟郭”周围出土大量的商代青铜器，表明此废墟有着更为古老的历史，可能是商代晚期的城邑或高等级聚落。

　　台家寺聚落废弃年代与王岗聚落兴起的年代相近，且两地地理邻近、河流相连、文化相同等，因而，王岗聚落或是商族势力废弃台家寺聚落后东迁所建。

　　从商代晚期淮河流域夷、夏势力消长的动态格局看，颍上王岗为颍淮交汇要津、南北交通咽喉、夷夏混杂交集之地，政治地缘、军事地理、漕运交通价值远高于此时位置已相对偏僻的台家寺聚落。因而，商族势力废弃台家寺聚落东迁，是一种因应时势变化、维系江淮族群交往、管控淮域治安、确保金道铜运安全的明智决策。 (图片由作者提供)